“在未来三年内，会有一名中国球员打进英国青少年公开赛决赛。”

不久前，这句话听起来还像是天马行空，甚至有些过度乐观。然而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壁球生态中，这句话却被反复提起，而且语气平静而笃定——不是希望，不是炒作，而是信念。

长期以来，在埃及、英格兰、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主导的这项运动中，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地带，如今已不再隔着玻璃观望。它正有意识地、以规模化的方式向中心移动，并借助现代体育中两股强大的力量：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基础设施的建设。

在过去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，中国的壁球发展悄然进行——存在于私人俱乐部、精英学校以及上海、北京的外籍社群中。球场稀缺，教练更少。这项运动的价值不在于奖牌，而在于“流动性”。

这种流动性，首先体现在教育层面。

对于在中国高度竞争的升学体系中寻求突破的富裕家庭而言，壁球成为一种狭窄却有效的优势——通往全球最顶尖学府的一条“侧门”。拥有深厚壁球传统的常春藤盟校，不仅意味着学术机会，也意味着社会资本与全球通行证。在拥挤的学术赛道中，壁球提供了差异化：越早专精、越自律、越有机会获得回报。

私人俱乐部迅速兴起，家长大量投入，外籍教练被引入。孩子们在上学前、作业后训练。那时的壁球还不是一项全国性的运动——但它具有明确的策略意义。

随后，奥运会的到来改变了一切。

“过去，壁球在中国主要流行于那些希望进入美国常春藤盟校的人群中，”资深教练林志明（Lim Chee Ming）说，他一直默默见证着这一演变。
“这仍然是一个重要驱动力。但壁球进入洛杉矶2028奥运会后，在中国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。政府已经开始更多介入，而奥运推动会加速这项运动的发展。”

奥运入场，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壁球的引力。原本属于私人雄心的事情，获得了公共意义。在中国，这种转变尤为关键。

过去两年，常春藤梦想与奥运雄心交汇，形成了一股壁球在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增长浪潮。

在成都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之后——当时有11名中国球员在主场参赛——世界壁球联合会副主席David Mui Ying-yuen直言不讳：“中国希望在全球壁球舞台上拥有话语权，他们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建设大约300到400片球场。”

在传统壁球国家，这样的数字几乎难以想象——那里关闭的球场往往比新建的还多。但在中国，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流程节点。

这并非自然生长，而是战略加速。

其实，早有信号。2014年，中国公开赛曾在上海半岛酒店屋顶搭建玻璃球场，以外滩天际线为背景。拉米·阿舒尔（Ramy Ashour）、阿里·法拉格（Ali Farag）、拉内姆·埃尔·维利利（Raneem El Welily）和努尔·谢尔比尼（Nour El Sherbini）齐聚登场。那一刻，既壮观又象征意义十足。

随后势头停滞。疫情冻结了边境，中国公开赛从职业壁球协会赛历中消失。

但壁球并未退却，而是重组。

当中国公开赛在2024年由久事体育（Shanghai Juss Sports）重新启动——这家机构同时运营上海的一级方程式与顶级网球赛事，本身就意味着壁球已被纳入中国重要体育版图——它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。

壁球不仅挺过了停摆期，而且完成了重构。

世界级教练随后到来。王明喜（Ong Beng Hee）迁至北京。阿什拉夫·哈纳菲（Ashraf Hanafi，前埃及国家队主教练）、大卫·坎皮恩（David Campion，前英格兰国家队教练）以及哈德里安·斯蒂夫（Hadrian Stiff，曾执教穆罕默德·艾尔舒巴吉 Mohamed ElShorbagy）通过训练营、工作坊与顾问角色参与其中。

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公信力；随着穆斯塔法·阿萨尔（Mostafa Asal）、努兰·戈哈尔（Nouran Gohar）等顶级球员现身，也带来了明星效应。但更重要的是：知识转移。

“我认为在未来一到三年，中国壁球会迎来爆发，”王明喜（Ong Beng Hee）说，“能参与这个过程非常令人兴奋，我相信我们正处在巨大增长的起点。”

David Campion更进一步，提出一个不会被忽视的类比：
“毫无疑问，中国壁球在各个层面都在迅速增长。
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壁球，就像埃及30年前的状态。如果按照当前轨迹发展下去，我毫不怀疑，中国未来会成为这项运动的超级强国之一。”

这个类比颇具吸引力，尽管并不完全相同。
埃及的统治力源于密度与狂热。
而中国的崛起，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进程。

私人设施仍在引领增长——豪华住宅区中的玻璃球场、服务于全球化家庭的学院，遍布上海、北京、深圳和大连。但私人热情并不足以造就冠军。

为此，中国开始动用自己最熟悉的体系。

2024年8月国家壁球队的成立标志着关键转折。2025年1月，前埃及国家队主教练哈尼（Eslam Hany）被任命为总教练，项目开始具备结构。

“这里的潜力巨大，”哈尼（Eslam Hany）说，“能参与中国项目让我非常兴奋。”

他接手的不是一条成熟管道，而是一张白纸。球员数量迅速增加，俱乐部投入加大，选材开始面向羽毛球、网球和乒乓球等中国优势项目——这些运动早已形成深厚的人才储备。

策略很务实：先看运动能力，再补壁球技术。
前羽毛球运动员李海圳（Li Haizen）与周芃霖（Zhou Penglin）正是这种转型策略的例证。

“我2025年1月刚来时，国家队只有几名球员，”哈尼（Eslam Hany）说。
“现在我们有一支全职训练的队伍，还有一些仍在读书的兼职球员。
今年我们重塑了整个中国体系。但如果要追赶其他国家，我们必须付出双倍努力。”

如果政策与规划显得抽象，那么殷子媛（Yin Ziyuan）提供了更具象的人物尺度。

年仅13岁的她，已经开始拓展人们对中国壁球未来的想象。
2025年，她成为首位赢得亚洲青少年壁球冠军的中国球员。一个月后，她在世界运动会上亮相——虽以0比3负于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选手渡边聪美（Satomi Watanabe），但她的出现本身更具意义。

她是赛事中最年轻的中国运动员——这表明，一条人才管道已经存在，天赋不再孤立出现，而是在一个期待卓越的体系中成长。

“当我得知壁球进入奥运会时，我非常激动，”殷子媛（Yin Ziyuan）说，“我告诉自己，我有一个梦想：有一天站上奥运舞台。还有三年时间，我会一步一步努力提升。”

这就是有计划的加速。

如今，已有20多名全职球员在上海体育大学每周训练六天。他们同吃同住、同恢复、同参赛——全部在哈尼（Eslam Hany）的体系下。

这是一种沉浸式训练。

对哈尼（Eslam Hany）而言，最显著的变化是文化层面的。

在一个精英体育具有制度性地位的国家，“运动员”这一身份并非临时或可有可无，而是被尊重、被制度化、被保护的。这样的尊重影响着家庭态度、年轻球员的投入程度，也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牺牲。

长期以来在其他国家争取合法性的壁球，如今正被纳入一个本就懂得如何支持卓越的体系。曾支撑中国在羽毛球和体操等项目取得奥运成功的同一套框架，如今正有意识地延伸至这项仍在起步的运动。

“这里对运动员职业有很高的尊重，”他说，“他们非常愿意学习，希望快速进步，对各种想法都很开放。”

随着球员池扩大，围绕球员的基础设施也在建设。国内赛事体系已经形成，让球员在全国范围内积累比赛经验，并将人才输送至国家队。

“如果我们在这些比赛中发现有潜力的球员，他们会被邀请到国家队集训一个月，”哈尼（Eslam Hany）解释。

这种结构在中国体育中并不陌生：集中化、纪律化、资源充足。

但现实仍然存在。目前尚无中国球员进入世界前100。洛杉矶2028奥运资格依然希望渺茫。

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王鼎（Wang Ding）坦言：
“我们刚开始发展职业壁球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。
在国际赛场竞争非常困难。但无论多难，我们都必须追赶。”

人们逐渐接受一个事实：洛杉矶奥运或许来得太早。官方更谈“势能”而非奖牌。奥运被视为加速器，而非终点。

即便未能晋级奥运，也不会终止这一项目，反而可能让方向更加清晰。

“2026年的重点是抢积分，全力冲击奥运资格，无论多难，我们都要追赶。”

而在洛杉矶之外，视野正在拓展。

成都一座拥有22片球场的国家训练中心预计将于2026年开放，配套住宿与运动科学设施。将壁球纳入全运会的计划也在讨论中——这将释放政策支持、资金与全国曝光度。

更多职业壁球协会赛事计划与中国公开赛同期举办。“小鹰计划”（Project Eaglet）为期42天，旨在培养本土教练。

“协会正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壁球综合体，”哈尼（Eslam Hany）说，“一个拥有24片球场、住宿、餐厅和健身房的设施——顶级运动员所需的一切。”

规模本身并不保证成功，但规模会改变可能性。

中国拥有14亿人口。如果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参与壁球，这项运动的版图都将被改写。

“青少年联赛已经出现增长，”哈尼（Eslam Hany）说，“U13年龄段有四位非常强的女孩，U15也有强的男孩。
如果我们与这一代一起成长，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坚实基础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又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话。

“我认为在未来三年左右，我们可以有一名球员打进英国青少年公开赛决赛。”

这听起来不像豪言壮语，更像是目标。

壁球曾见过这种模式。在埃及，早期的自信曾被视为不切实际，随后却迎来深度、密度与必然性。

中国的路径不同——更多是被设计出来的，而非自然生长——但意图十分清晰。当中国决定一项运动重要时，它会投入。

问题已不再是中国壁球是否会到来，而是当它真正到来时，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。

哨声，正在变得越来越响。

作者：内森·克拉克（Nathan Clarke）